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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湘军历史人物的文化品格探析

时间:2020-07-28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本文字数:12766字
作者:朱耀斌 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摘    要: 晚清湘军人物在追求“圣贤-豪杰”的理想人格框架下不避个性与私情,在晚清政局变幻和同治中兴中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分别在个性与合作、守道与救时、忠诚与血性、疏狂与狷守四个方面诠释了湘军人物的理学气派、地域特色与个性魅力,为总体解释晚清史提供了一个文化心理的分析视角,全方位展示了晚清湘军人物的乡贤气象、公义私情和晚清政治面相,但终究无法阻止晚清政治的衰变。

  关键词: 湘军人物; 理学; 同治中兴; 文化品格;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leaders of the Xiang Army did not avoid individuality and personal feelings in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the "sages-heroes", and showed their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 in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ung-Chin Restoration respectively, such as personality and cooperation, obedience and salvation, loyalty and bloodiness, madness and observance to explain the Science styl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charm of the leaders of the Xiang Army. It provides a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perspective for the all-round display of county saga's meteorology, mixture of justice and personal feelings and political images of the late Qing military figures. However, their great efforts ultimately failed to postpone political declin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 the Leaders of the Xiang Army; confucianism; the Tung-Chin Restoration; cultural character;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品格,既推崇礼乐教化,又以内圣外王为行动圭臬。传统士绅作为社会精英力量,以其言辞风格、处世原则和政治态度彰显个人或群体的文化品格,以维护皇朝正统为旨归。自宋代以降,湖湘文化在民族大交融、思想大碰撞的时代变迁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浸润于这种地域文化形态之间,湖湘士人的文化品格实现了从习性到品性、从朴素到明理、从身家到天下的文化提升过程。近代以来,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士人普遍追求“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以圣贤省身,以经世为怀,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赤地立新,独树一帜,创造了“同治中兴”的短暂辉煌。已有的研究大多从军制改革、整顿吏治和洋务运动等方面诠释湘军领袖集团的经世事功。本文拟以晚清湘军人物的文化品格为分析视点,展示湖湘士人在晚清历史风云中的独特魅力与历史风情,为推进晚清湘军史及政治流变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范式。

  一、个性与合作

  个性是一种心理气质。近代学者何贻焜的《曾国藩评传》从智力、意志、情绪、品性和态度五个维度对曾国藩的个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个性与其学行事业之间存在相互关联[1]118—120。晚清湘军人物以理学为价值圭臬,以澄清天下为现实担当,以其多元化性格演绎了晚清政局变幻中的交情离合,既呈现出湘军领袖的价值共识和迥异个性,又勾勒了晚清湘军史的集体记忆与生活常态。

  从“曾左失和”这一晚清谜案相关史料来看,曾左之间的相互支持与默契才是两人交集的主流。如果说左宗棠最初讥讽曾国藩“将略”“才具”稍欠是性格使然的话,他对于曾国藩的人品并无过分指责之语,后期两人之间的矛盾大多是因“公”而起。曾国藩对左氏的失当言行也不以为意,相反在朝廷急需用人考察之际上《复奏未能舍安庆东下并恳简用左宗棠折》,极力推荐左宗棠才堪大用:

  “查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简用藩皋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2]488

  左宗棠后来为湘军谋大略和筹军饷不遗余力也是有史可证。但与曾国藩的内敛克己不同,左宗棠对湘系要员放言直率,不加遮掩,如在咸丰七年(1857)对曾国藩委军而去的批驳丝毫不留情面:

  “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3]222—223
 

晚清时期湘军历史人物的文化品格探析
 

  面对左宗棠的轻慢与批评,曾国藩于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五日劝慰与左宗棠心有嫌隙的郭嵩焘要以拙诚实之心淡然以对: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4]6367

  曾国藩也因此告诫曾纪泽也不可因父辈之隙而妄生意气:

  “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5]490—491

  乍看,这属于两人之间的个性冲突,实则有家国情怀充盈其间。左宗棠在曾国藩辞世后示儿子孝威的家书可证:

  “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并挽之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钅且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奏章,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哂耶! ”[6]167—168

  左宗棠“录稿咨送”的方式恰恰披露了湘军内部相互合作的函商机制,既快意私情,又无碍公义表达。所以,即便湘军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嫌隙不断,但湘军人物在筹饷、荐举和战略协同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如胡林翼抚鄂期间,主动修复与官文的关系,为湘军赢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并为左宗棠身陷“樊燮构陷案”奔走求助于湖广总督官文,既挑明了左氏的性格缺陷,又不避私情:

  “湖南左生季高,性气刚烈娇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之处久在山海包容之中……其案外之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言,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7]285

  郭嵩焘时入值南书房,也极力疏通潘祖荫上《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

  “近闻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蛇批根之处。……是则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8]25—26

  尽管金陵克复后曾左断袍割席达八年之久,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的西征还是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

  “然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腾饱,又选部下兵最健将最勇者予之,遣刘忠壮松山督军西征,并未阻止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筹划西征大局的无私支持,曾国藩不但为左宗棠极力筹饷,还推荐了能征善战的刘松山随左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皆恃此军。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也。”[9]4

  樊案尘埃落定后,左氏似乎对胡林翼的搭救难领其情,胡林翼致友人云不与左氏抬杠:“恐伤其气,实则应谏之事,应抬之杠,均俟之异日也。”[10]579不同于年少时的狂放不羁,此时的胡林翼以谦让为怀,并在日后也极力调和曾左之间的关系,谓左氏“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10]614同治四年(1865),郭左之间的失和既有两人各自在抚粤与主政闽浙之间战略上分歧的缘故,也不排除朝廷刻意在湘军内部大员之间制造矛盾以分化湘军的可能,折射了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治博弈中的个性况味。

  从总体上看,即便存在误会、嫌隙和龃龉,湘军人物仍然保持了维护湘军大局和晚清政治大局的自觉性,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朝廷的政策安排,给晚清风云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与时代色彩。

  二、守道与救时

  湘军人物属于传统的士人群体,具有鲜明的守道意识与救世精神。曾国藩办理团练,初为保卫乡梓,其终极意义是维护传统的文化秩序。他在《讨粤匪檄》中号召血性男子、抱道君子和仗义仁人共赴糜局。罗泽南“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11]343的使命感就是这种担当精神的写照。若以曾国藩为考察中心,可窥湘军人物之种种“不寻常努力”:

  1.墨绖从戎

  曾国藩最初认为夺情视师有违名教,决意藏身礼庐。郭嵩焘等力劝曾国藩乘时自效:“公素具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12]6曾国藩毅然出办团练,无视身份尴尬,独以家国为怀:

  “腊月十三,奉到帮办团练之命,本思陈情不出,为辞折将发矣,十五日忽闻鄂中沦陷之耗,义不敢深居不问,以自邻于畏死趋避之徒。遂驰抵省门,厕身于不官不绅之间。”[5]194

  曾国藩以非官非绅之身行事达八年之久,却坚持“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扶正气于将歇”[5]200,因此,他与湘中豪杰相约:“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5]179—180咸丰三年(1853)正月,他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的动员令中自表衷心:“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3]101

  2.忍辱负重

  湘军不属于朝廷的经制兵,湘军统帅又不能干预地方政务,处处受人掣肘,往往陷入“饷绌兵单”的尴尬境地,如曾国藩所记:

  “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万篪轩是也)。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14]196

  曾国藩经略湘军,直到江南大营兵溃后才被朝廷倚为股肱,开始迎来湘军全面肇兴。个中苦楚如曾国藩在同治六年(1867)七月十九日向赵烈文所述:

  “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藩司陶庆培、臬司徐有壬以吾有靖港之挫,遽详骆抚请奏参。黄昌歧及吾部下出入城门,恒被谯呵,甚有挞逐者。四年以后,在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在鄱湖时,足下目睹。迨后退守省垣,尤为丛镝所射。八年起复后,倏而如川,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15]1082—1083

  尽管如此,曾国藩坚持以天下为己任,以大义相邀四方人才入幕,共佐时局。他在咸丰四年(1854)正月力邀郭崑焘入幕时相约:“惟时势愈艰,识者多引避伏处。孤忱耿耿,谋而无与同,失而无与匡,是以奉书拜告足下,不以为下走之私聘,而以为国家之公义,不以为兵家讨伐之常,而以为孔门千古之变。”[5]453即便后来身陷祁门险境,也不顾违反兵家常理,他以近乎固执的坚忍给湘军传递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力量。

  3.转移世风

  曾国藩对于晚清吏治、兵制的弊端感触颇深,立志引领一班正人,陶铸世风。虽然他先后倚仗道光年间穆彰阿、咸丰年间肃顺和同治年间恭亲王,但他在朝廷政局变幻中坚持自拔流俗,进德修业,始终保持克忍之心和政治清白。赵烈文曾言曾国藩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道出了转移世风的艰辛。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正式署理两江总督,标志着湘军开始全面接管江南战区。安庆克复之后,曾国藩及湘军声望一时无二,却以清醒姿态自省,殊为可贵。薛福成对曾氏的这种垂范赞誉颇多:

  “每遇一事,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16]52

  金陵克复前,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函中也说到湘军鼎盛之际的隐忧,而独展自知之明,彰显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政治敏感与道德自觉: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17]42

  这些历史文本所展示的心路历程蕴含了曾氏深刻的人生认知与政治体验。同治六年(1867)七月十九日,赵烈文在日记中说到曾氏的成功不在于“擒渠扫穴”的皮相之论,而在于保持“儒者气象”:

  “至于师则有规矩准绳,尺寸不失,日在师旅之间,集大功,擒渠首,而始终不脱儒者气象,使末世风气不专注于武悍,其功至不可与擒渠扫穴同日而语,固非目睫之士所能操管而窥,握筹而计也。”[15]1083

  显然,曾国藩深谙历史掌故,不欲挟兵裹挟朝廷,并在金陵克复后开始主动裁撤湘军,使晚清变局轻巧落幕,让诸多称帝传言与试探消弭于无形,并努力在转变世风、开辟洋务和整顿吏治上一展经世情怀,诠释了晚清理学的最后一抹余晖。

  三、忠诚与血性

  从湘军史来看,湘军人物被长期隔离于政治权力中枢,但浸染于理学殿堂的湘军人物依然以礼为宗,又不失湖湘地域的血性品格,两相交融,在晚清历史舞台独展湖湘风流。曾国藩以“以忠诚为天下倡”来推原其成功之道,并创设了“湘军尊上而知礼”的伦理原则,化解了晚清政治冲突的风险,维护了理学道统和政统安全。梁启超因此推崇曾国藩“其一生得力在立志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险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18]134曾国藩也正是将这种忠诚与血性贯穿于治军的全过程,具有鲜明的地域形态与价值关照: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5]215

  在曾国藩看来,这四个选将标准是以“忠义血性”为内核的:“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5]216对于勇营士兵来说,曾国藩历来痛恨八旗和绿营军营习气,只挑选那些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的山农,而对于那些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录用,形成了史上特有的“士人领山农”的军队组织形式与地域色彩,培育了湘勇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酒杯以庆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军营风气。楚勇创始人江忠源疏陈“军务八条”中同样提到选兵之道,要求“胆气第一,朴实耐苦次之,技艺娴熟次之,巧猾懦怯为下”[6]315。罗泽南身先士卒,留下“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的血性遗言。尽管湘军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大多只招募屋门口之人,但曾国藩坚持以维护纲常名教为使命,以“辨等明威”为军礼,以“勤恕廉明”为准则,自觉把湘军的政治行动与晚清朝廷权威保持一致。

  站在公共伦理的制高点来看,曾国藩自诩的“不怕死,不要命,不要钱”就是湖湘士人血性精神的集中体现。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曾提到:

  “吾与刘霞仙中丞在文正公幕,文正公酌定各员薪水,专谕内银钱所陈季牧云,郭、刘与己身同,惟所支用不为限制。而吾与霞老数年中未尝支用一钱,亦与文正公约,奔走效力,皆所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文正公如其言,始终不一论荐。”[19]759

  雪帅彭玉麟也坚持不受官、不私财、不要命的原则,先后六次辞官不就。所以,湘军人物大多不以功名与富贵为念,把“道德之士”作为品格的终极追求。三河之战是湘军史上最惨痛的败仗,事后也有曾国藩、胡林翼、曾国荃、刘蓉、都兴阿等的集体反思,朝廷固然有偏离东南主战场的战略误判与优先确保京师安全的私心考虑,湖北总督官文的调援迟缓、胡林翼丁忧回籍而缺乏调度、水师缺席等也是造成三河兵败的客观原因,李续宾未尝不知孤军深入的险境,但湘军主将的个人血性才是影响三河之战湘军进退的最大因素,李续宾的遗疏写道:

  “军兴九年,皆以退走损国威,长寇志。吾当纵横血战,多杀一贼,即为国多除一害。且吾前后数百战,每出队即不望生还。”[20]846

  湘军军制也是针对绿营“败不相救”的缺陷而创设,除却宗法感情纽带和取具保结的因素,其要旨在于弘扬血性精神,以增强湘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彼此相顾也。湘军将虽有仇,临阵未尝不相援,故有晨参商而夕赴救者。私怨,情也;公事,义也,尔独不闻知乎?”[21]61但当这种风气在湘军内部发生衰变后,曾国藩就毅然决定以淮代湘。1861年,湘军将领朱品隆在徽州战役中遏敌不支,唐义训因为和朱品隆有私怨而按兵不救,破坏了湘军向来彼此相顾的军营传统,致使作战失利。曾国藩感喟此风一开,湘军不再可用,为后来留淮裁湘埋下了一个注脚。曾国藩始终坚持以理学的标准处理个人进退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正如萧一山所言:“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1]381

  四、疏狂与狷守

  中国古代文化图谱一直存在中行、狂者、狷者、乡愿四种类型的文化气质分类法。在孔子看来,“中行”即中庸,才是理想人格,对稍许偏离“中行”的狂者、狷者只表示了部分认同,而乡愿为媚俗之君子,最为不屑。特殊的湖湘文化基因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造就了晚清湘军中兴名臣疏狂与狷守相交融的文化气质,为晚清中国勾勒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湖湘作为传统的贬黜之地,生活其间的仕途失意者多以狂傲和批判直面现实政治,这是湖湘文化诞生以来的独特面相与历史积淀。曾国藩以“狷者”面世,其疏狂一面或敛或现。郭嵩焘曾经对曾国藩有过评价:

  “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曾文正公,狷者类也。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耨,取给一身而无所歉。”[22]671

  事实上,曾国藩一生游离于“疏狂”与“狷守”之间。他在京城做官和初办团练时多呈疏狂之态,如咸丰新立不久应诏上书《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不揣冒犯君颜,直言圣上须防琐碎之风、文饰之弊和矜骄之气。他在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致四弟的家书也承认了这种不安感皆由疏狂所致:

  “其言颇过激切,而圣量如海……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感,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23]189—190

  最大的转折发生在咸丰七年(1857)丁忧回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居于思云馆并深刻反思,撷取黄老之术,更多表现出“狷者”的冷静小心,与之前判若两人。故龙梦孙为《曾文正公学案》作序说:“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1]123所以,曾国藩坚持把花未全开月未圆作为持盈保泰之道,并与诸家弟和湘军将帅共勉。早在湘军攻下安庆而声名显赫之际,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十八日的家书中就告诫家人切不可骄惰成性,方能保家运绵长:

  “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凡贵家之子弟,其矜骄流于不自觉,凡富家之子弟,其奢侈流于不自觉,势为之也。欲求家运绵长,子弟无傲慢之容,房室无暴殄之物,则庶几矣。”[24]

  狷者长于自省,曾国藩更多从内心深处解剖自我,不再一味寻咎于他人,如他在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对江西厘金之争的自省工夫: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25]347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五月十五日致书家人,彰显身居高位时廉正清淡的狷者自持心态: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吞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假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5]24—25

  同治二年(1863)九月,曾国藩听闻曾国荃所上折片被朝廷圣谕回复“无庸单衔奏事,不必咨别处”的饬语,深感震惊和忧虑,遂以自身经历与感悟极力安慰身在金陵前线的老弟,并告诫须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

  “弟性褊激,于此等难免郁,然君父之命,只宜加倍畏慎。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意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5]208—209

  纵观咸丰十年(1860)到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的个人日记与家书,曾国藩早已确定了进退之计和持盈保泰之道,个人自省决定了湘军集团的政治站位。他以“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的联语劝慰家弟和湘军将帅,消解地方军事化的冲击。

  如果说曾国藩的文化气质偏重于狷守的话,左宗棠在湘军人物中无疑是疏狂的典型。李肖聃在《湘学略》中称:“左公性雄杰自喜,俯视辈流。始居湘幕,常以诸葛自况。”[26]77左宗棠也自诩:“当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27]47尽管如此,左宗棠也多次引用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警语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试图以理学修养来克服自身性格缺陷:

  “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冀少变化其旧。然而,消融不尽,乖戾时形,即或稍有觉察,旋自宽假,病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28]12

  综上所述,湘军人物的文化品格遵循澄清天下的初心和狷介自守的地域品格,凸显了晚清湘军经世群体的乡贤气象和私情公义,并与晚清政治面相交织在一起,为晚清政治版图涂抹了一层历史的温情色彩,解读之余饶有历史的况味。

  1.乡贤气象

  曾国藩从最初墨绖从戎到攻克金陵后主动裁撤湘军,化解了一场晚清政治危机,鲜明体现了晚清湖湘经世群体澄清天下、陶铸世风的理学色彩。湘军人物坚持以程朱理学为圭臬,在湘军内部强调“尊上而知礼”,以家规训营规,将帅垂范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引领一班正人,整饬吏治;在湘军外部强调“以忠诚为天下倡”,为赴国难而使气轻生,以收转移世风之效。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曾国藩身陷祁门险境而匆就遗书,勾勒了冷然面对的生命情怀:

  “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生死之际,坦然怡然。惟部下兵勇四五万人,若因断饷而败,亦殊不忍坐视而不为之所。家中万事,余俱放心,惟子侄须教一勤字一谦字。”[23]544—545

  至同治年间,随着湘军声望日隆,曾国藩劝诫家人不可抛头露面和干预地方公务,凸显一种严格自律、修己治人的廉洁风范,为乡人咸仰:

  “然捐务公事,余意弟总以绝不答一言为妙。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倡百和,然闲言即由此起,怨谤即由此兴……弟此后若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5]279

  在湖湘经世群体崛起之际,刘蓉的《与左月楼书》独发湖湘文脉学识不足之自醒,与湖湘军兴后的虚骄之气谓为两途,并在担任四川布政史之际以“君鱼虽处膏脂地,师德宁为田舍翁”表功成身退之志,与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等在晚清政治风云中的进退之思如出一辙。左宗棠于同治元年示儿家书,提示要弘扬寒素家风,也体现了湖湘士人的人生价值追求:

  “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财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6]55

  湘军人物正是以其独有的道德信仰与践履品格维护传统的道统与政统,制造了“中兴将帅,什九湖湘”的地域神话。尽管湘军集团人物个性迥异,但在维护湘军大局与挽救晚清政治危机上显示出同声共气的政治特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晚清社会风气,展示了湖湘人物在晚清时空独放异彩的乡贤气象,并被嵌入湖湘群体的生命记忆。

  2.私情公义

  湘军集团特有的宗法纽带与晚清朝廷在不同阶段对湘军集团的分化政策造成了湘军体系的派系矛盾与组织分合,大量的私情与公义夹杂其间,不能不说是晚清湘军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大量的日记、信函、奏折和民间笔记都记载和渲染了湘军人物之间的各种交情离合,为窥见晚清湘军的集体行动与行为偏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一方面,湘军内部的冲突与分裂固然是朝廷与省域当局政治控制的结果,但个人私情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如曾国藩对王錱扩勇的压制、对曾国荃吉字营的扶持、遴选援苏主将的人事优先次序安排以及裁撤湘军时对嫡系势力的保留都体现了湘军统帅基于宗法纽带和利益流转的情感偏好。尤其是湘军集团与省域当局的矛盾冲突,如湘军在东征过程中与江西的厘金之争暴露了朝廷协饷体制下的政治风向,引发和掺杂了省域冲突中的个人冲突与政治冥想,凸显了各自的立场倾向与利益本位。湘军集团与省域之间、湘军集团内部均存在大量类似的矛盾与冲突。如赵烈文曾为楚省与江省关于盐政厘金的争执向曾国藩进言,暴露了曾国藩与胡林翼、官文之间的省域矛盾:

  “盐系两江美利,盐政系江督专责,而楚省欲尽夺之,不留一毫余地为两江设想,无论何人,矣难允办。如此之之言开导,彼虽愚昧,亦当番然。若俟事成而后梗之,未免失和衷之意。今各省能患难一体者,惟楚省与江省耳。天下常患畛域之见,今又启争端,如何而可。”[29]345—346

  曾国藩在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九日曾与赵烈文私下言及湘军内部隙末之争:

  “交情离合,有不在情理,有在情理。刘霞仙与朱石樵,不啻子弟之于父兄,而卒大番至刊诗相诟厉;芸仙之于毛季云,又少次,沈幼丹(沈葆桢)与余亦大番,然余数函修好而不答。李次青(李元度)一番之后,至克复金陵,余曾疏言其功,彼近时常通书问,庶几复合。至左则终不可向迩矣。”[15]1068

  湘军人物在处理相关事务和矛盾时,大多是出于公义,不避私情。曾国藩等对于非湘系的塔齐布、骆秉章、官文等采取了结交和委功的做法,为湘军集团和个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徐宗亮的《归庐谈往录》也谈到,值陈玉成与捻军合围太湖时各军号令不一,胡林翼力驳曾国藩的保守意见,严饬唐训芳、金国琛、鲍超等听从多隆阿统一调度,违者虽有功亦治罪,确保了战役的胜利。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把程学启一军划拨给李鸿章,编入淮军序列,对弟弟曾国荃表示愧意的同时也表明了“公义”的态度:

  “余年来愧对老弟之事,惟拨去程学启一名将,有损于阿弟。然有损于家,有益于国,弟不必过郁,兄亦不必过悔。”[5]275

  但湘军人物在践行“公义”的同时也无法回避“私情”之风,甚至对晚清战局和政治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朝廷一再催促李鸿章领淮军会剿金陵时,李鸿章一直以部队休整为由拖延进军,一则报曾国藩举荐之恩,二则欲助曾国荃收攻取金陵之全功。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并告知沅弟:

  “观少泉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5]298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攻克金陵后,湘军总数已达十余万人。曾国藩随后就上奏并将曾国荃部五万人裁留一半,作为防守金陵和皖南北游击之师,保留了长江水师,而将左宗棠的楚军大部裁撤,保留了李鸿章的淮军体系。战后裁撤原是体制惯例,加之欠饷哗变与军纪松弛等问题,攻克金陵前湘军核心成员之间早有动议,曾国荃也主张将吉字营全数裁撤。但裁撤湘军不是简单的意气用事,需要稳妥步骤和权变智慧。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二月就告知曾国荃,个中缘由既有欠饷一次性发放的难度,也攸关湘军集团利益,私情与公义夹杂其间:

  “金陵果克,弟之部曲断不能全数遣散。一则江西是管辖之境,湖南是桑梓之邦,必须派劲旅防御保全。二则四五万人同时遣撤,必无许多银钱,而坐轿者愿息,抬轿者不肯,其中又有许多人情物理,层次曲折。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待兄弟相见,着着商定,再行办理。”[5]251—252

  曾国藩也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中明言弹劾李元度是以“公义”为上,却又私情毕现:“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国藩亦草疏秘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弹劾太严,至今内疚,惟朝廷量予褒省。’”[30]216

  3.政治面相

  诚然,湘军集团造就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但同时造成了晚清的道统和治统危机,已超越了湘军人物个性品格的主观想象与政治影响。作为一股独立于朝廷体制外的力量,湘军的宗法私谊与制度创设渐次消解了朝廷的政治权威和制度效能,形成了对战时地方行政权力体系的渗透与干预,生成督抚权力扩张空间和省域权力控制差异,生成了省域之间、湘军与绿营、朝廷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态,并随着双方矛盾的加深而日趋紧张,潜含了满汉博弈的部族政治逻辑,生成满洲认同与江南意识相互对立的南北政治冲突模式及湘淮督抚权力格局,为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政治流变埋下了伏笔。潜含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晚清政治博弈的各种内在矛盾冲突,湘军人物的集体努力只是延缓了晚清政治衰败的步伐。如胡林翼在经营湖北时不惜委身与官文极力交好,但官文在胡林翼病逝后的态度与之前迥异,表明朝廷政治框架与湘军体系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

  “官秀峰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极推让,然有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无险诐,外间传言胡死后,官封提其案卷,则又言之过甚。”[15]1054

  同治元年(1862)七月,曾国藩在与赵烈文交谈时评判过当时的政治形势:

  “东南大局,殊有起色,而人心不平,恐尚有波澜……当局者不能和衷共济,各挟私见,亦由于不闵鞠凶。人事既然,天道因之,可见悔祸之期未可知也。”[29]549

  到了同治六年(1857),赵烈文就认为这种政治形势与同治元年(1862)不可同日而语,“人事”已难改变“天意”,个人进退事关国家安危:

  “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15]1072

  “易一新督,自颈以下不与头接,是大乱之道也。两楚三江伏戎数千里,所惮一人耳。师今日去任,明日必呼啸而起。”[15]1109

  及至同治七年十二月(1859年1月),曾国藩进京觐见两宫太后和皇帝,并接触了军机中枢重要人物,让曾国藩时隔十七年后对朝廷政治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和更为清晰的判断。慈禧围绕湘军裁撤、直隶练军和水师安排等问题对曾国藩进行了询问,无关任何战后恢复与整顿事宜。曾国藩认为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恭亲王受慈禧猜忌而难以立足,文祥规模狭隘,倭仁才薄识短,加之湘军人才凋敝与暮气日深,曾国藩认为满汉皆无人可倚,衰相已现:

  “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15]1079

  鉴此,所谓的同治中兴已面临人才短缺,朝廷也一再错失改革良机,巨大的政治危机已现。如芮玛丽所言:“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31]1如此看来,研究湘军人物的文化品格和心路历程,有助于对晚清同治中兴的丰富理解与深刻把握,为近代以来直至民国的政治流变提供一个可溯可读的历史影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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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M].房德邻,郑师渠,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原文出处:朱耀斌.晚清湘军人物的文化品格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03):16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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