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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对自由概念的哲学批判

时间:2020-07-20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本文字数:12473字
作者:杨乐,包大为 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 作为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原理”,对各种凌驾于客观现实的自由观念展开批判。为了能够彻底揭示自由观念与历史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并且激发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不同阶级属性的自由观念展开了系统批判。一方面,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秩序的剥削本质对启蒙以来关于自由的“永恒真理”进行祛魅;另一方面,对各种虚假或反动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念进行界定和辨识为无产阶级的普遍联合提供必要的理论共识。正是由于《共产党宣言》是哲学批判的完成和运用,无产阶级联合的自由才获得了历史性的解释,并且在直至今天的现实客观性中不断获取新的合理性和实践性。

  关键词: 联合; 自由; 历史; 观念;

  Abstract: As th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riticizes various ideas of freedom above reality by reveal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thoroughly expos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dom idea and objective history, also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bout communism for the working class, Marx and Engels systematically criticize the ideas of freedom from different classes. On the one hand, the Manifesto restores the freedom idea of bourgeois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alizing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freedom idea as the eternal truth supported by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ord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nifesto identifies the freedom ideas serve various sorts of fake or reactionary socialism,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reasonable consensus for a universal unity of working class. The Manifesto is the re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explains the freedom of united working class historically, also still gains practicalness from contemporary objectivity.

  Keyword: unity; freedom; history; idea;

  《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极具实践指向地总结和应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批判的阶段性成果,是“扬弃哲学”的哲学在实践维度的完成。尽管《宣言》中不再充盈着主体、异化和对象化等哲学术语,但是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建构的基石之上,界定了共产主义实践的外在合理性和内在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将这一界定表述为“一般原理(allgemeinen Grunds觌tze)”,是对大工业时代历史经验的概念化,并且谦虚地认为这些“一般原理”至少“直到现在(即1872年)还是完全正确的。”1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资本全球化成为了现代的政治经济底色。在不断自我更新的资本主义症候和危机之下,人们仍然试图透过历史迷雾在《宣言》之中汲取自我解放的力量。在当下的革命语境中,共产主义及其政治的历史阻碍一方面在于阶级意识匮乏所致的普遍联合之困难,另一方面则在于启蒙以来围绕“自由”观念的价值构象的资本主义运用。《宣言》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衔接之处,通过结合革命行动的原则和策略,对各种“自由”观念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辨识和扬弃,并且在公共性充盈的历史必然性中指出了一个必然的方向,即“联合的自由”。

  一、还原:作为“永恒真理”的自由

  正如《宣言》开头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观念和存在相矛盾、对抗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试图扬弃从古典直至启蒙的观念宰制的哲学,并且使观念忠实于客观存在,使语言从天国降落到尘世。但是,正如“史前史”阶段无法想象脱离了私有制的社会形态,观念论哲学传统所孕育的哲学也很难想象寓于客观实在的那种哲学。因而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的哲学革命与《宣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建构一样,都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1这也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观念表征(包括哲学)的批判其实是共产主义总体革命实践的一个部分,也是人类从隐性奴役走向真正自由解放的非生产性的、思想性的步骤。而《宣言》只是凝炼地表述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具体运用,即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批判和还原。在这其中,针对资产阶级自由观念的批判尤其关键。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的重要载体,只有完成了对资产阶级自由观念的批判才能解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在力量。作为扬弃观念论的理论延续,《宣言》对资产阶级自由观念的批判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还原,通过客观性呈现观念的内在悖论。因而《宣言》并没有借用自然法、天赋人权和宗教等几千年政治伦理不可或缺的“佐证”,而是在阶级社会的现实关系中直接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观念的抽象性和真实意图。
 

《共产党宣言》对自由概念的哲学批判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1,这一结论实际上已能见诸于马克思早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但是由于不同文本的写作语境,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自由观念的批判通常都有特定的表述形式。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由于普鲁士专制统治和容克贵族资本主义“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2,马克思一方面着重于打破德国观念论所支撑的自由假象,并着力呈现两种自由的矛盾———“真实的自由,或观念的自由”(an reeller Freiheit,oder an ideeller)3;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担负起德国未竟的启蒙和近代化的政治任务,借用“理性”概念,呼吁根据万物之自然本性而行事的“普遍自由”。4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针对性地批判专制国家所占据的绝对理性及其自由秩序,通过澄清国家/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来分析“真实的和具体的自由(die konkrete Freiheit)”。这种自由虽然和黑格尔的自由观念都体现了“私人(家庭和市民社会)利益体系和普遍(国家)利益体系的同一性(应有的二重化的同一性)”5,但是这种自由的实现“要求———而不是迎合”国家制度(政体)提供必要的外在条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直指现代人权观念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并且将1844年之前的法哲学批判进一步表述为对现代剥削制度的批判,即现代自由、权利等观念的“自然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促成的奴隶制度,人们“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2相比早期着作的哲学特质和理论建构的论述导向,《宣言》在人类历史经验———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代图景中揭示一切意识形态的客观性。这种实践指向的哲学批判不仅成为了1848之后政治经济学的“导言”,即阐明了何为《资本论》的问题,更是为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批判的思想武器。

  《宣言》将资产阶级自由观念还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启蒙式的用以建构历史的理念。资产阶级自由观念作为“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1的意识表述,在近代不断被启蒙哲人理论化。在政治自由得到抽象实现的同时,自由的真正实现却被局限于“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即“自由贸易,自由买卖”。1在价值交换的行为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政治主体不断确认自由意志和契约的观念。而决定着个体的真实政治属性———阶级的力量,则是被宣称为“自由竞争”的资本所有权。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详细阐述了《宣言》中关于自由竞争和自由观念的关系,即这种“自由竞争”意味着“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占据宰制性生产资料占有地位的资产阶级则“上升为第一阶级”,通过代议制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2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则通过论述“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这些资本主义抽象自由的关键词,进一步揭示了《宣言》所批判的自由观念的现实界限是“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这个“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6

  正是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中,或是保守、或是激进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都不得不面对自我否定的阶级对立的现实矛盾。为了瓦解关于自由的“元叙事”和永恒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宣言》时无需拾起“一般原理”这一抽象工具,而仅仅是呈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经验就足够了。诚然,启蒙以降的自由观念的历史基质是几千年来古典政治伦理的“元叙事”。虽然在现代性政治的运用中,资产阶级自由观念已经获得了有别于前现代权利观的新内容,但是却几乎保留了前现代意识结构中一切有利于促成永恒真理和元叙事的要素。那种前现代社会由神或具有神格的精神要素所决定的命运,以及在命运范围之内的等级自由观念,在现代社会则转变为由市场所决定的物质占有和分工的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中得到物质中介的自由观念。在前现代元叙事中,只要神权和世俗王权在精神和物质领域的永恒性能够得到生产力和暴力的支撑,自由观念的绝对性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真理。而在启蒙政治的元叙事中,只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能够在抽象平等的权利体系中不断更新民主操演的形式,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在抽象的平等竞争原则下对抗过剩的危机,就能赋予自由观念以永恒的意识表象。《宣言》将自由观念“元叙事”之“历史继承”的过程表述为资本的物质性对宗教性自由观念的替换。启蒙主义的思想运动不过是手工工场阶段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意识表征。而作为启蒙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1

  然而,不论是前现代还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都只是在这种抽象自由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自觉建构的伦理观念。其之所以能够在撇除危机和革命事件之外的大多数历史阶段获得人民的支持(或忍受),归根到底是因为生产力和交往水平决定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思力和革命自觉性。但是,当社会化大生产已经几乎消灭了前现代生产方式,并且将曾经孤独地散布于大地之上的人民汇聚于全球性分工链条和消费市场,这种曾经具有客观性与合理性的绝对自由观念的“元叙事”实际上也就走到了自我扬弃的必然环节。但是,19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必然环节并没有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逐步形成而发生。相反,为了能够更为隐秘和永久地从全世界无产者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为了持存一个能够促成这种剥削机制的政治力量,关于资产阶级自由观念和民主政体的“元叙事”成为了启蒙所缔造的新神话。在这个神话中,市场和选举成为了自由的结构性的实现,以及历史性的精神趋向于自由的运动;宪法成为了自由观念“道成肉身”的崇拜对象以及善的完整形式。资产阶级自由观念将剥削形式的历史转变表述为“劳动获得自由”这一经典的保守主义口号,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个事实,并且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但是,这个神话的基石和界限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市场和法权秩序中,随着历史条件而不断推陈出新的关于自由观念的言说,都在私人对物质的排他性占有关系中戛然而止。因此,作为一份共产主义者,即革命的唯物主义者的行动纲领,《宣言》的一个重要批判对象就是以资产阶级自由观念为核心的各种永恒真理及其“元叙事”。尽管共产主义者“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1,但是为了彻底解决所有制这一基本问题,就不得不先为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的祛魅。通过展示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脉络,让当时和未来的无产阶级能够理解,为什么自由、正义等“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die ewigen Wahrheiten)”是不存在的,而共产主义的重要任务就是“废除永恒真理……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1

  二、界定和辨识:虚假社会主义的自由

  如果说批判资本主义的自由观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3年以来一以贯之的理论主题,那么批判以社会主义为名的自由观念则是《宣言》迫切需要作出的现实回应。在《宣言》写作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正滑向大危机和大动荡,社会主义作为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另一个选项,不断成为各种激进思潮和反抗立场的热门标签。但是,从1848年直至19世纪末,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治行动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解放。甚至在经济基础最发达的英国,到了1888年《宣言》英文版序言发表时,工人阶级只能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political elbow-room),并不得不采取中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extreme wing of the middle-class Radicals)。3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也证实了,相比直接作为无产阶级之矛盾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命名的各种非社会主义的观念具有更为隐秘的危险性。由于共产主义必须消灭永恒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前提下,马克思实现了真正的思想自由和民主论争。当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已经从启蒙的政治元叙事中得到解放。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理论内部论证的复杂程度远超资本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在实际运用中需要甄别的理论工具在《宣言》的时代就已经极为繁多。一些并没有摆脱观念论传统的理论家不自觉地将观念的自由等同为共产主义的解放,而另一些原本就忠实于启蒙“元叙事”及其生产方式的理论家则将资本主义自由观念改头换面塞进社会主义的范畴。故而作为一个革命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在《宣言》中批判诸种错误、虚假的社会主义。其中最具迷惑性和德国观念论色彩的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Der deutsche oder“wahre”Sozialismus),最体现19世纪末阶级意识匮乏并且发展至20世纪的则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Der konservative oder Bourgeoissozialismus)。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那么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则是德国古典哲学在社会主义思潮中的继续。《宣言》批判了三类同属反动的社会主义(Der reaktion觌re Sozialismus)的理论,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却影响最大,乃至在1848年的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着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1相比而言,另外两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或是已经被无产阶级摈弃,或是已经走入客观的历史局限。封建的社会主义(Der feudale Sozialismus)是旧贵族借用社会主义之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攻击,一方面通过“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吸引人民,另一方面则试图“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1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Kleinbürgerlicher Sozialismus)虽然在法国大革命前后产生了许多誉满欧洲的理论家,例如西斯蒙第,并且“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不合时宜之处却在于试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1,即行会制度和宗法经济。

  作为在现实阶级斗争中产生最大“影响力”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则展现出更多理论和历史的“生命力”。这一方面体现在其理论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紧密联系。如赫斯(Moses Hess)、泽米希(Hermann Zemich)和克利盖(Hay Kriege)等理论家,其所运用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体现了康德、费希特直至黑格尔的观念论传统,其用以“俯视”社会变化发展的理论特质也并没有超出启蒙以来———尤其是狂飙突进以来德国知识界构想抽象解放的常态。在政治解放尚且落后于历史条件的德国,那种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资产阶级斗争的“自由主义运动”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更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应该予以支持的同盟。因为在德国“只有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2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却教条主义地与这种进步的自由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不仅诱导人民反对一切社会主义运动所必要的资本主义政治解放,并且将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提前引入了封建专制政府残酷镇压的困境。在作为观念的社会主义自由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又转向了另一种更易在现实中找到“依据”的小市民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使得曾经一度凭借观念的力量而极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不仅走向了自我否定———“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更是在观念胜利中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的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1这种极端教条的社会主义,不仅罔顾了共产主义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历史客观性,更通过主观强调自身之权威性成为了阻碍历史进步的意识形态障碍。“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宣言》的语境中体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想和徒劳又懦弱的激进倾向,在十月革命为起点的二十世纪语境中则又获得了新的形式。从观念的云端跌落现实的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最后充当了“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而列宁笔下的“左翼幼稚病”患者则同样“空话连篇,夸夸其谈”,凭借观念、脱离客观条件地“创造”自由和解放,最终体现的却只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7

  如果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秉持的是与历史客观性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并且在阶级斗争中发挥的是“反动”的效用,那么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则直接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展示着一种“虚伪的自由主义”。以蒲鲁东作为理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不像“真正的”社会主义,直接越过生产关系和政治解放的历史客观性,从而用观念构造出一个既不具有现实性,也不具有合理性的自由王国。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反动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前者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视真正自由的实现,后者则充盈着旧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利益分配的愤懑;前者的自由观念与资产阶级自由的“元叙事”相统一,只是披上了社会主义的伪装,后者的自由观念是否定资本主义历史从而退向古代田园诗歌自由幻想的历史反动。不论是在19世纪中叶,还是在20世纪至今的历史中,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来都不缺少官方或非官方的理论家。他们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机制转述为每一个获得物质自由的保障,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转述为秩序和安全的保障,“自由贸易”、“保护关税”和“单身牢房”则被言说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1这种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念从未割断与霍布斯以降的资本主义法权观念的理论“脐带”。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完全符合马克思在《论人犹太人问题》中的表述,将自由观念实际应用为“私有财产这一人权”2,并且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及其政治秩序中,将安全确认为“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2,为黑格尔所说的“需要和理智的国家”及其警察概念欢呼叫好。在资本主义机制陷入危机症候的情况下,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思考的不是通过革命来扬弃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展现那种《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所描述的“虚伪的自由主义”(die Art des Scheinliberalismus):在被迫让步时,为了保全制度(die Institution)而牺牲作为工具的人(die Personen,die Werkzeuge)。3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探索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文本。虽然革命通常给人充满血性和决断的激进表象,但是《宣言》所指导的革命是对历史进步的科学探索。这种科学性首先就体现为物质生产关系的原理化和科学化。那些不了解马克思的人在阅读《宣言》时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其中充满了对“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动力的赞美性描述。”8然而,反动社会主义者却忽视了在客观性中来实现哲学,而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则试图为现存制度提供观念上的保证。《宣言》同时强调了社会形态的历史矛盾运动,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扬弃的结果,必须以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前提。而反动社会主义者拒绝承认德国落后的历史面貌将使得德国的“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掉下来”9,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则拒绝资本主义及其自由观念的真正扬弃。正如马克思在1842年致卢格的信中所描述,这些在观念获得解放的“自由人”,习惯于“发表空论、唱高调、自我欣赏”,在“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9,并发展出了严重干扰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社会主义”,是《宣言》批判自由观念的重要对象。

  三、联合的自由及其现代挑战

  通过还原和界定,《宣言》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和虚假“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念的批判。但是,自由本身仍然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政治概念,而非历史“元叙事”或结构性的理念,在《宣言》的实践纲领和历史原理中发挥着作用。在《宣言》中,自由最终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于对共同体的历史实践的定义。这种实践是对阶级社会及其所有制的否定,并且将使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freie Entwicklung)的条件。”1通过恩格斯的进一步解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共同体或联合的自由是对基于个体及其主体性的启蒙自由概念的超越。自由不再是某种哲人政治的筹划,也不是个体与个体对立的特殊性的狭隘发挥(如资产阶级根据这种特殊性对共产主义者的公妻制和暴民的想象)。《宣言》所要实现的自由是对先前所有自由观念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的颠覆。在经济上所实现的新社会制度,是对“自由竞争”和“平等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所指出的,通过“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的新制度,竞争将被消灭,“而代之以联合”。2《宣言》的这一设想的前提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自由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阶级矛盾的确认。这个“联合的自由”的实践纲领最终在政治经济批判中得到了详细论证,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性矛盾和危机的分析,马克思最终将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设想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当中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6

  那么,为什么联合是自由真正实现的关键?首先,参与联合的革命实践将激发阶级意识,并且让无产阶级真正理解《宣言》所揭示的“一般原理”,使得革命实践更贴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恩格斯在《宣言》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之所以将革命原则的胜利“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是因为这种“共同的”或“联合的”革命实践的正反经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失败更甚于胜利”),将使得无产阶级“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自觉摒弃资本主义和虚假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念,并使得无产阶级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1因此,《宣言》中直言不讳“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1,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所产生的自由观念将强化人与人、人与社会对立的异化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自由观念不仅将解决阶级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丑恶现象,更将实现物质生产的真正社会化和政治的真正民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法权秩序作为“虚假的共同体”和“冒充的共同体”的本质,在这些“共同体”当中“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2,因此个人不仅无法驾驭强迫分工所导致的物的压迫,也无法在政治中实现被压迫者真正有效的民主、联合与抗争。这种分散、对立的个体生存状态在危机情势下,将使得被压迫者如同1848年的法国小农那样,幻想“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10,而资产阶级乃至旧贵族则利用这种被压迫者的绝望和迷信,冒充“拿破仑”而骗取被压迫者的支持并导致历史的反动。如果说法国1848年革命充分说明了“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的阶级不过是“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集合10,阶级内的个体不仅互相敌视,而且笃信着资本主义自由观念的元叙事乃至宗教救赎的命运观。因此,《宣言》所期冀的无产阶级的普遍联合和自由的实现,只能出现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当中。2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共同体的存续发展实现了统一,出于历史和自然客观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不再是与个人对立的异己力量,以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为代价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也得到扬弃。

  那么,在前现代尚未完全转向现代的1848年的欧洲,无产阶级为什么能够成为这种“联合的自由”的承担者和实施者?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被带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2,不仅表明了市民社会的一切等级的解体,更在“一般无权”或“一无所有”的情境下要求特殊权利的瓦解和普遍的人权。而《宣言》则指出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自由的普遍性。一方面社会总体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获得联合之自由的必然前提,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因而“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1因此,不论是压迫的反向压力,还是正向的阶级利益;不论是社会化大生产所促成的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还是生产力发展为革命提供的必要工具和客观条件,工人阶级在这个革命中联合具有历史必然性,并且“失去的只是锁链”。1

  如果说无产阶级及其联合已经成为现实的因素,那么其最终付诸革命实践并且实现自由解放还需要什么条件?答案是明确的,即废除“史前史”的所有制。长期以来,《宣言》所说的废除所有制是存在争议的。一些学者强调是扬弃而非废除,因而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充分发展指认为社会主义的前提。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作为废除对象的所有制是私人所有制,因而需要将公有制作为直接的解决方案。根据文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说的所有制革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澄清。首先,《宣言》所要求的是废除而非扬弃,即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die Abschaffung des Eigentumsüberhaupt),而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die Abschaffung des bürgerlichen Eigentums)3,在这里所说的是废除(Abschaffung)并不是可以折衷为保守说辞的扬弃(Aufheben)。其次,《宣言》中所说的“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1,说明废除的对象既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bürgerlichen Eigentums)也是私有制(Privateigentum),前者强调作为革命对象的所有制的现实特征———资产阶级所有,后者则强调这种所有制的历史属性———私有制。

  因此,《宣言》将明确且坚决地废除私有制的革命视为无产阶级将哲学变成现实的必由之路。只有在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废除私有制的革命实践中,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才能够成为现实,人才能够实现“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也只有如此,小资产阶级脱离客观性的妥协和幻想才会告一段落,因为“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pers?nlichen Freiheit)、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1被公共的生产资料占有所取代了;统治阶级试图灌输给人民的“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1,也将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革而被取消。

  在过去170年,尽管人类对“自由人的联合”和共产主义的探索不断遭遇来自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但是《宣言》的行动纲领和历史原理始终震撼着每一个被压迫的阶级。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宣言》实现了对各种自由观念的还原和批判,以及在废除私有制的革命视阈下呼吁的无产阶级联合的自由,在现实中仍然需要面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因为这些观念的物质基础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废除。但是,却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者指明了解放的实践框架和历史方向。今天,随着资本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爆发,《宣言》在1848年所完成的自由观念批判同时面临着哲学的挑战和实践的希望。

  哲学的挑战一方面在于标榜文化多元和民主政治的政治哲学正悄然形成一种新的“历史元叙事”。即巴迪欧所说的哲学上的法利塞主义(pharisa觙sme),试图将犬儒式的自由观念成为新的永恒真理,通过对公共领域中“自由判断”的从属,使得公共领域只剩下对公众的意见进行计票。11另一方面则在于罗尔斯为代表的哲学家继承了现代性的反话语,即把康德哲学看作对现代性的无意识表达,试图揭示启蒙自身的狭隘性,但是却“用启蒙的手段来修正启蒙”,把康德的批判者团结到了一起———包括席勒与施莱格尔,费希特与图宾根神学院的学生(黑格尔、谢林和荷尔德林)。12但是,这种来自哲学的挑战并不值得新时代的共产主义者惧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宣言》本身就展示着对哲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背书的自由观念的扬弃。《宣言》的哲学力量不在于概念本身是否能够证实和筹划自由,而在于是否能够将已经揭示了的所有关乎自由、正义、主体和权利的客观原理和历史现实结合起来。

  就这一点而言,实践的希望更是为未竟的《宣言》的自由观念批判提供了空间。一方面,过去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被社会化大生产在全球的普遍化而被取消,在《宣言》的时代让共产主义者备受困扰的小农、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已经被历史的发展所扬弃了。另一方面,在《宣言》中作为世界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的条件,“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全球化已经颇为成熟和深度发展。并且随着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战争危机逐渐成为全球无产阶级获得联合共识的重要契机,作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1也正在成为现实政治的常态。曾经被自私性和狭隘性所局限,并且误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互相仇恨的那种古典、保守的自由观念,也正在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之解放”的共识所取代。虽然《宣言》的真正历史完成仍然需要生产力为核心的历史客观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未来共产主义者进行不懈的伟大斗争,但是无产阶级在今天所拥有的联合起来创造自由的客观条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今天,面对着生产力大爆发和全世界进步力量联合的情势,我们有理由借用恩格斯的那句话感叹:“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1

  注释

  1(2)(3)(4)(10)(11)(14)(15)(16)(17)(19)(20)(21)(23)(25)(32)(35)(36)(42)(43)(45)(47)(48)(51)(5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48、43、32、43、47、30、62、48、56、51、53、56、58、50、18、43、7、62~63、43、41、44、46、20页。
  2(5)(9)(12)(22)(26)(27)(33)(37)(40)(41)(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13、681、18、41、42、683、571、573、16、185页。
  3(6)(18)(28)(44)6、18、28、44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1,Berlin:Dietz Verlag,1973,p25、8、4、44.
  4(7)《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所描述的jene universelle Liberalit觌t,在已有中译本被译为“普遍的思想自由”,但是如果根据字面译为“理性的普遍自由”则更易于理解。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1,S.4.
  5(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页。
  6(13)(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96页。
  7(24)《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8(29)伊林·费彻尔:《马克思:思想传记》,黄文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9(30)(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10(38)(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
  11(49)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述》,蓝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12(50)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

  原文出处:杨乐,包大为.自由观念的澄明——《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哲学意涵[J].浙江社会科学,2020(07):86-9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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